真德秀（1178—1235），南宋思想家和政治家，所著《大学衍义》被称为中国“帝王之学”的代表作，书中的理想帝王，实指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统治者。马基雅维利（1469—1527），意大利思想家、政治家和外交家，所著《君主论》一书，被视为西方君主论的代表性著作，其所研究的对象是西方中世纪后期的欧洲，特别是意大利的君主类型。
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，一向有“王道、霸道之争”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所阐释的“帝王之学”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儒家的“王道”理想。马基雅维利的《君主论》教导君主要像狐狸一样狡猾，像狮子一样勇猛，只要有利于君主统治，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。这一思想可以视为西方的“霸道”理想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超越时代和国别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，将真德秀的《大学衍义》与马基雅维利的《君主论》作比较，毋宁说是一种新版的“王道、霸道之争”的讨论。
不同的人性观与道德观
马基雅维利写道：“关于人类，一般可以这样说：他们是忘恩负义、容易变心的，是伪装者、冒牌货，是逃避危难，追逐利益的。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，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。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，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，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，奉献自己的财产、性命和自己的子女，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，他们就背弃你了。”（马基雅维利著《君主论》第十七章）对于臣民的变心和背叛行为，马基雅维利不是教导君主从自身寻找原因，而是把它说成是“人类”的劣根性，因此他提醒君主时刻警惕和防范臣民的变心和背叛。我们将这看作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观。而在古代中国，除了荀子的性恶论与马氏的观点较为接近之外，孟子学派、宋明理学所代表的中国主流学术基本持“人性本善”的观点。马基雅维利上面所描述的“人类特征”，在古代中国只是属于“小人”那部分人的特征，“君子”们乃至大部分人并非如此。
真德秀的《大学衍义》反映了儒者的一般观点，他强调君主首先要“明道术”，而“明道术”的要点在于要懂得和认同“天理人心之善”。他提出，君主要树立这样一种信念，即人性中存在一种原始的、根本的“善”的力量，人君的首要职责就是要开发、扶持这种善的力量。真德秀认为：“人君之于道，所当知者非一，而性善尤其最焉。盖不知己性之善，则无以知己之可为尧舜；不知人性之善，则无以知人之可为尧舜。”（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卷五）在他看来，只有承认人性本善，人君才能尊任“德教”。反之，如果荀子那种“人性本恶”的思想流行于社会，便会有“严法峻刑毒天下”，人君不可不慎。
古代儒家将君主和人民的关系看作舟和水的关系。如《荀子·哀公篇》引述孔子的话说：“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”老百姓犹如江河之水，君主犹如水上之舟，江河之水可以载舟而行，也可以使舟船覆没。这个比喻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君主与人民的关系。得民心则得天下，民心是执政者合法性的基础。如果君主被人民推翻了，其原因多在于君主身上，而不能怪罪于人民。这是民本主义思想观念下的“君主论”。在真德秀看来，由民心向背可以见“天命”所在，小民单个看虽然力量很小，但整体看却代表了“天命”。而且小民的心是很容易变的。如果他们对君王由失望到绝望，那此君王将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所以君王要好自为之，远离淫乐奢靡，多做治国安邦、抚恤人民之事，才能受到人民的拥戴。
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“原罪”论影响甚深，因此其人性论的基本预设是人性本恶，其君主理论因而强调以法治为基础。中国文化受儒家思孟学派和宋明理学影响甚深，因此其人性论的基本预设是人性本善，其君主理论因而强调以德治为基础。这可以说是东、西方君主政治理论最大的不同。
不同的社会的理想与现实
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另一部著作《李维史论》中，明确阐明自己的社会理想是以古罗马共和国制度为楷模的共和制。但是当时的意大利政治腐败，内忧外患，一片混乱，若遽然实行共和制，无疑会导致更大的混乱。为此，马基雅维利不得不同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者相妥协，他所著的《君主论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。这也就是说，君主专制并非他的理想社会制度，但他却又为君主专制的统治者出谋划策，告诉他们怎样才能谋求国家统一和独立，以及怎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等等。这一立场很像中国晚清的康有为，他的理想社会是“大同”社会，但他却要为晚清专制帝王出谋划策。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和滑稽，但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宿命。马基雅维利甚至教导君王用一切手段避免自己很快倒台，在他看来，如果君主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换，会造成当时意大利政治的更大混乱，敌国会乘机侵入，这显然是更坏的局面。为了避免意大利沦落到更坏的局面，马基雅维利不惜教君主“学坏”：“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，以便认识陷阱；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，以便使豺狼惊骇。”（《君主论》第十八章）这在长期由儒学主导的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下，是完全不能被接受和理解的。
真德秀的理想，是尧舜时期的以德治国，这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，真德秀按照《大学》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论逻辑，认为帝王只有做到“正心、修身”，才能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历史上哪个帝王在“正心、修身”方面做得好，就自然会出现太平盛世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，就是要走心性修养的路子。中国的儒家并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，教导君王去做“像狮子一样凶猛，像狐狸一样狡猾”的人。原因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王朝政治基本是独立统一的，社会相对稳定，只要帝王不乱来，政治运作就会正常。
《大学衍义》与《君主论》各自的历史命运
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一书提出了做一位好君主的基本“轨范”。在真德秀看来，君主若能遵循这些基本“轨范”，朝廷就不会有大的政治危机。故此书一出，自南宋理宗之后，历代帝王都对《大学衍义》十分重视，清初统治者甚至将此书翻译成满文，供王公大臣学习。
马基雅维利的《君主论》于1532年出版。此后四百年间，人们对之毁誉交加。此书甫一出版，即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，甚至称马基雅维利为“邪恶教父”“魔鬼”，称其书为“强盗手册”。而到了17世纪，对马基雅维利及其《君主论》的评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此书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科学方法的开端。如施特劳斯在他的《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》一书中说：“《君主论》是一部科学著述，是因为它传播了一个普遍学说，这个普遍学说以源于经验的理念思维为基础，并且对这个理念思维做出阐述。”马氏甚至被后世加上了“政治科学之父”的桂冠。到了20世纪，《君主论》又成了法西斯独裁者的新宠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主动为新版《君主论》撰写序言；而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枕边读物据说就是《君主论》。《君主论》也影响了当代欧洲的政治家，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和密特朗都被认为“既是狮子又是狐狸的”的“现代君主”。英国前首相、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被认为是一个天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因《君主论》所发生的巨大影响，这部薄薄的小册子，被西方列为世界十大名著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