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10年，日本禅僧廓门贯彻完成了一部中国古籍的注释整理工作。为了这一注释整理工作，他花费了二十余年。完稿之际，他声称“庶几禅者依此书，知作为诗文之标准者”。
廓门贯彻原是下野黑羽大雄寺第十三代住持，晚年将住持一职移交后，移居江户正觉寺。他选择了一部在日本禅林颇受推崇，但又号称极难通读的中国古籍来加以注释整理。这就是中国宋代禅僧惠洪的诗集《石门文字禅》，而在惠洪死后约六百年，才在日本出现了廓门整理的《注石门文字禅》。
《石门文字禅》的作者惠洪在中国禅林争议颇大，而在日本禅林与诗坛中则享有盛誉。惠洪，一名德洪，字觉范，自号寂音尊者，俗姓喻（一作姓彭），江西宜丰县人。自幼家贫，入寺为沙弥，19岁入京师，于天王寺剃度为僧。后南归庐山，依归宗寺真静禅师，又随之迁靖安宝峰寺。惠洪才情卓绝、行事狂放，也因之一生波折不断。惠洪的毕生诗文基本集中于《石门文字禅》。在这三十卷的诗文集中，其才学与性情流露无遗。黄庭坚《赠惠洪》诗云：“吾年六十子方半，槁项顶螺忘岁年。韵胜不减秦少觌，气爽绝类徐师川。不肯低头拾卿相，又能落笔生云烟。脱却衲衫著蓑笠，来佐涪翁刺钓船。”全诗赞佩之意满溢，认为惠洪可与秦观相提并论。《石门文字禅》在禅学诗学上的创举与独特，自不待言，如今常用的成语如“满城风雨”、“脱胎换骨”、“大笑喷饭”、“痴人说梦”等，均源出于此书中。
《石门文字禅》自宋代以来虽声名远播，却主要以抄本形式流布。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径山兴圣万寿寺所刻“径山藏”本，这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《石门文字禅》版本。这个版本民国时期曾由商务印书馆纳入“四部丛刊”影印出版。此外，尚有“四库全书”本、“武林往哲遗箸初编”本、“宋诗钞”本、“常州天宁寺”本，这些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抄本或刻本基本也是以“径山藏”本为底本。该书东传日本之后，仍以“径山藏”为底本，有宽文四年（1644）京都天原仁左卫门翻刻本，之后，就出现了廓门贯彻的《注石门文字禅》。
可以想见，廓门校理《石门文字禅》不可谓不殚精竭虑。但仅从上述版本流衍来看，他当时可以使用的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极其有限。与他同时代的刻本，似乎只能是中国的“径山藏”本与日本翻刻的“宽文四年”本；严格说来，这两种同源的版本，参校的价值与意义并不大。既如此，他极可能还要参校一些早期抄本。
惠洪的诗文著述在其生前均未能刊行。时人传抄其诗文作品，宋元人所录其名目，无论是早期的“筠溪集”，还是晚期“甘露集”、“甘露灭集”等，均以抄本流行于世（就目前所见，惠洪诗文也未见有明代之前的刻本）。约自十四世纪开始，日本禅林开始接触到惠洪诗文时，主要也是以抄本流传。早在明代《石门文字禅》成书之前二百年，日本禅林就开始研读惠洪诗文，主要是以这些抄本为传播载体，且统称之为“筠溪集”，即以惠洪曾卓锡的江西筠溪冠称其诗文集之名。
简言之，在明代“径山藏”本面世之前，在日本禅林中“筠溪”即是惠洪的统一别称，其诗文集概称为“筠溪集”。由此可见，有些后世研究者笼统的说《石门文字禅》又称《筠溪集》，不够准确。如今看来，《筠溪集》的内容只是《石门文字禅》总集的一部分，且早期只有零散抄本流传；在日本的《筠溪集》抄本，其源头仍是中国东传的抄本。这些抄本不是刻本，带有随意摘录的性质，没有固定章节分类编排，其文本内容在明代成书的《石门文字禅》三十卷中的任一卷都有可能找得到，也有可能找不到（有“佚文”或“异文”）。至此就可以明了，日本禅僧据以抄录“筠溪集”的底本，并不是明代成书的《石门文字禅》，而是源自十四世纪由中国传过去的古抄本。
仔细研读《注石门文字禅》，还会发现廓门在整理注释过程中，参校本中就列有“筠溪集”名目，如《注石门文字禅》卷七“次韵夏夜”诗中有句“清语凉肺肠”，注曰：“筠溪集‘凉’作‘沁’”。那么，此“筠溪集”是否就是源自上述的日本禅林中流行的抄本体系呢？廓门没有交待。如果是抄本，是何时何人所抄；如果是刻本，又是何时何地刊行的，所有这些版本细节都无从查考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廓门整理校注的基础应当是拥有相当量级的古籍版本，他手头一定有一些不常见的、较难得的“异本”、“罕本”，譬如这古本“筠溪集”。诚如廓门在是书跋中强调的，他认为“大明达观师所刊行（即“径山藏”本），写误脱简甚夥焉，令人不能无疑惑于其间”，他自称“余得善本，欲为之注”。在这里，廓门所自信的，所强调的，正是因为其手握“善本”，方才敢于耗二十余年之光阴，来整理注释《石门文字禅》。这个“善本”的主体，就正是指古本“筠溪集”体系，可能既抱括日本禅林内流行的抄本，还包括中国东传过去的原抄本。
即使在日本，廓门这部《注石门文字禅》也是难得一见。而书中提到的“筠溪集”，更为后世读者闻所未闻，研究者对此也基本保持缄默。在《释惠洪研究》（陈自力著，中华书局，2005）一书中，著者约略提到，廓门“根据《筠溪集》等他本异文及有关材料，运用多种校勘方法，首次对《石门文字禅》进行了全面校理”。著者援引日本禅学家椎明宏雄的观点，又称“此《筠溪集》系从明本前半的诗集中选择精华编印的本子”。看来，廓门手中的“善本”，除却日本禅林的抄本之外，还有一种中国明代的“印本”。但这个“印本”的细节如何，书中再无交待。2012年，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“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”，经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等整理的《注石门文字禅》校点本，在“整理说明”中，对“筠溪集”也未置一辞。为此，笔者查阅过国图、浙图等国内各大图书馆，此书均未见入藏。
幸运的是，近日有广东书商从日本访得一册《筠溪集》，终于可以一睹“孤本”全貌。此书是明末印本，其底本所源应当就是某种古本“筠溪集”。是书为木刻本，共计七十二叶，一百四十四面；半叶九行，每行十八字，单卷全本。正文首页印有“筠溪集”，“宋石门比丘释德洪著，明石仓居士曹学佺阅”字样。
据考，曹学佺（1574－1646），福建福州人。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任四川右参政、按察使、广西参议，以撰《野史纪略》得罪魏忠贤党，被劾去职，并被拘禁，天启七年（1627）获释返闽。此后，家居著书论学。清兵入关后，唐王朱聿键时在闽中称帝，授礼部尚书。后清兵入闽，唐王绝食死，曹氏亦自缢殉节。据此可见，此“曹学佺校阅”本《筠溪集》，应为天启七年之后，曹氏在福建的校印本。
从刊行时间来看，此《筠溪集》是晚于“径山藏”本大约30-50年。仅从古籍校勘的基本经验而言，《筠溪集》的校勘价值似乎不如“径山藏”本。但如果这两种刻本所据的底本来源不同，则不能仅据刊行时间先后就判定孰初孰后。生活时间最接近于这两种刻本的廓门，已经指出“径山藏”本“写误脱简甚夥焉”，而其之所以发意要着手校理，其手中所据的“善本”就包括此《筠溪集》。从这个层面去探研明末刻本《筠溪集》的版本价值，从这个层面去看待作为廓门参校本的《筠溪集》究竟有何独特价值，才能对《石门文字禅》的成书背景与版本源流有更为深入充分的认识。
纵观《筠溪集》，虽然的确可能只是曹学佺所编选校订的选集，但与“径山藏”本相比勘，其佚文异文之多，文义字义胜处之多，已经表明了二者版本源流之不同。《筠溪集》底本所据之版本，应当早于“径山藏”本。
由此可见，廓门曾强调的“善本”之版本价值所在；更可知，《筠溪集》在当年廓门校理《石门文字禅》中的重要作用。同时，这也间接应证了十四世纪之后东传日本的“筠溪集”抄本，与明末刻本《筠溪集》可能有某种版本上的亲缘关系。
《筠溪集》于十四世纪以手抄本方式流传于日本禅林，更于明末清初以中国刻本的方式再次传入，这一版本体系东渡日本得以隐秘流传至今，至今已是颇不易得的“秘本”了。此外，史载曹学佺殉节之后，其家产被清军抄没，其所论所著的各类书籍均被查禁。有清一代，包括《筠溪集》在内的曹氏校印书籍均流传极罕，世间几乎绝迹。目前，在国内公藏中未见此书，由日本回流的这一册，堪称“孤本”。或终有一日，中国学者们能据此《筠溪集》，对惠洪其人其著列更为深入充分的探研。